徐志摩·新月社

开篇

第一章徐志摩、胡适的聚餐会

徐志摩和梁实秋：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

徐志摩和胡适：透露了婚外恋

徐志摩和郭沫若：因“泪浪”结怨

胡适和郭沫若：“夕阳楼之争”

石虎胡同号：吃喝交谈的聚餐会

第二章从“新月社”到“新月俱乐部”

徐志摩骑着“拐腿瞎马”追爱

“诗翁”泰戈尔来了

松树胡同号：“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

第三章新月社.现代评论社.周氏兄弟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

陈西滢和凌叔华：“新月”的一对夫妻

周作人心里的“绅士鬼”和“流氓鬼”

许广平、凌叔华：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

论战中的两个“和事老”：徐志摩和胡适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

第四章《晨报副刊》：徐志摩的“喇叭”

由鲁迅的《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

既是徐志摩的，也是新月社的《晨报副刊》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

“苏俄仇友”之争：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

《晨报副刊.诗镌》：新月派的开端

《晨报副刊.剧刊》：“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

第五章新月书店：一个股份制的出版公司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

新月书店的始末

胡适任性“闹”退出

第六章《新月》月刊：从文学到政治

《“新月”的态度》的态度

凌叔华、沈从文：两个“新月”小说家

徐悲鸿、刘海粟：两个“新月”美术家

潘光旦：唯一的“新月”优生学家

叶公超、梁实秋：“新月”文艺评论“双璧”

胡适和罗隆基：在《新月》“人权风波”中沉浮

第七章《诗刊》：《诗镌》之后的诗歌刊物

徐志摩和陈梦家：接力办《诗刊》

方令孺和方玮德：“新月”诗人中的一对姑侄

徐志摩和邵洵美：“诗坛双璧”

第八章《学文》：《新月》的继承者

叶公超和《新月》的最后岁月

叶公超和《学文》及卞之琳、季羡林、钱钟书

末篇

后记

前言

“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

这是胡适说过的一句话。显然，他是不屑做“狐狸”和“狗”的，也鄙视成群结队。以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崇尚独来独往，有心成为孤独的、高傲的“狮子”和“老虎”。然而，他为标榜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在情急之下所说的这句话，却让他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设想：让老虎和狮子打一架，看看究竟谁赢谁输，谁才是真正的百兽之王。这样的较量，理应是一对一的，一只狮子对一只老虎，这样才能比出真正的高低。如此狮虎斗的设想，原本就是人们主观的意愿，客观上不大可能有实现的一日，原因是，老虎固然擅长单打独斗，而狮子，却是成群结队的。

事实上，胡适独来独往的理想只停留在了书面上，或者口头上。生活中，他从来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老虎”。他的身边永远聚集着一帮朋友，不知有多少人将“我的朋友胡适之”视作荣光和骄傲。他的家里常常高朋满座。“新月”成员之一的梁实秋就曾说，“新月”时代，他们几乎每个星期六都要在胡家聚会。不经意间，胡适像……那样，像……那样，像……那样，时时成群结队。

反对拉帮结派，不愿意成群结队，似乎是那个时代像胡适那样以自由和独立为立身根本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处事准则。就算是“新月社”实实在在地成立了，“新月派”不折不扣地存在着，“社”里的人，“派”里的人，也都不想、不愿承认，甚至完全否定以撇清自己和“社”和“派”有任何瓜葛和联系。

梁实秋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一口咬定：“新月根本没有派”。叶公超说，“新月社”不是一个正式的社团，而只是一个定期聚餐的一种集会。闻一多曾抱怨说：“还写什么诗，‘新月派’，‘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新月”后期诗人陈梦家在20世纪50年代“大鸣大放”期间，这样说：“现在还有人喜欢把过去的招牌挂在别人头上，比如‘新月派’诗人陈某某等。我很不愿意别人老把过去的招牌挂在我的头上，而且这块招牌对我也不太合适，当时我只不过喜欢写诗，和‘新月派’诗人接近罢了。”

也许“拉帮结派”这个词贬义的成分更大一些，但成群结队、结社成团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不为过。在中国文学史上，在“新月”存在的那个年代，社团繁杂，流派众多，组社团、成流派一时间成为潮流。早先，有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派”；有创造社，“为艺术派”。之后，有语丝社，“语丝派”；有湖畔诗社，“湖畔诗派”。那么，新月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社？新月派，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派？“新月”的前前后后，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却也耐人寻味；“新月”的人，进进出出，林林总总。这一切，都值得后人追忆。

后记

一提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月社、新月派，除了对他们有专门而深入的了解，一般人在头脑里出现的印象，恐怕多半会与浪漫、唯美、滥情联系在一起。也难怪，谁叫那群人以月亮作图腾呢？月亮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还不就是情与美吗？何况还叫新月，更犹如女性中的新娘；何况还由一直被大众视为情圣的徐志摩作团体的灵魂。

如果读者有兴趣、有耐心读完这本书，应该会改变对徐志摩的通常印象。会了解徐志摩在率性与感性之外，还有老谋与理性的一面；在风花雪月之外，还有“柔”肩担道义的一面；在追求个人理想的爱情之外，还有为社会的理想而奋斗的一面。在徐志摩身后，蔡元培曾用“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来总结他，本书则意在写一个“诗外”的徐志摩。

不只是徐志摩，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怀有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也因此他们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比较重要，也比较生动。他们个人的人生道路的曲折，固然与社会动荡有关，也与此有关。

“新月”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涉及文学、政治、音乐、美术诸多领域，这使得写“新月”如同理一堆乱麻。写作有时单纯需要脑力，有时是脑力加体力，写“新月”则还需加上耐烦。

写完了“新月”，驻留我们脑海的是一组文人群像。他们有个性，也有共性；他们有令人起敬的一面，也有平凡人的短处。那个年代的文人们，当然不只“新月”的文化精英，与人争论仿佛是许多人的雅好，而意气大大重于是非的追究，争论也就不限于学术与观念。往往一争论便骂人、揭短、挖苦、人身攻击成了常用的武器，轻易地便抡开了去，文人不文了。倒是给旁观者无心者看笑话，有心者看短长的机会。文人相轻也总比文人相谀要好些。

在这本书写作期间，我们专门到胡适的故乡皖南绩溪去了一趟。胡适的故居去参观的人虽然源源不断，但总的来说还是不算多，可能与地点相对偏僻、独立有关景点分散是皖南的特点。但房屋居室保存得相当完好，甚至胡适与江冬秀婚房里的家具、床柜、橱桌等等，据说都是原来的。真是出人预料。我们驱车离开上庄村，时间不长，就看见了紧靠通衢大路边胡适的“表妹”曹诚英的坟墓。皖南好山好水，清幽之处正多，却不知为何择此噪吵之处长眠，令人不解。

为了这本书，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李向晨、徐建曾到南京来与我们长谈，这本书里有他们许多心血，在此谨致谢意。

作者

2008年初冬于秦淮入江口

　　健康是谁的健康？尊严是谁的尊严？　　从徐志摩、胡适发起的早期的聚餐会、新月社到《晨报副刊》的《诗镌》和《剧刊》；从新月书店、《新月》月刊到《诗刊》和《学文》，“新月”经历了从北京到上海再回到北京、历时11年的复杂过程，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领域，更旁及文艺理论和美术，尤其是跳出“文艺”的象牙塔，关注到了现实政治。就文艺而言，他们拒绝所谓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不迷信“为人生而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更不赞同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他们讲究“人性”，崇尚的只是走正常的文艺发展的道路；就政治而言，他们反对专制，推崇民主和法治，呼唤人权。他们个体虽然存在差异，但都有对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向往和坚持，他们自由地谈论文艺，自由地和左翼论战，自由地谈论政治。　　在历史的长河中，新月的岁月只是一个瞬间，却永远定格在了现代中国苍穹黝蓝的夜幕上。　　“新月”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涉及到文学、政治、音乐、美术诸多领域，他们有个性，也有共性；他们有令人起敬的一面，也有平凡人的短处。新月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社？新月派，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派？“新月”的前前后后，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却也耐人寻味；“新月”的人，进进出出，林林总总。　　本书全面梳理了以徐志摩为灵魂、以胡适为棋手的“新月”群体的主要活动，包括他们的经历、创作、观点、论争等，给我们了解一个真实、不被扭曲的“新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