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代:2013
定价:38.0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乐辞曰诗;下编:春秋诗学。《三百篇》是中国现存可信的、最早的诗,也是中国诗史的源头。本书借鉴闻一多《歌与诗》一文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古诗承受了“母系”(歌)和“父系”(志)两个系统的遗传渊源,其原生细胞是:乐章古辞。《三百篇》中最早产生的篇目《大武》乐章,就是这个原生细胞的活的样本。它的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面貌,是后来的诗篇所无法替代的。本书坚持“乐辞曰诗”的视角,紧扣原生细胞的特质考察《风》、《雅》、《颂》,以期澄清汉代以来经学阐释的谬说。春秋诗学时值西周和汉以后两次“王官之学”之间的三百年的社会历史,又当诗、乐分流之际,是中国诗学尚未遭受经学污染的一块“净土”,也是一块亟待开垦的“处女地”。本书对《左传》、《国语》中的用诗段落逐一筛汰,分类考辨,认为当时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了文学的眼光和态度去应用《诗》,而《诗》所具有的灵性和文学特征也因此而得到最初的显现。可惜,这种价值取向后来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急剧萎缩,趋于衰竭。本书在这个思想框架内,具体考察复杂的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
绪论
上编乐辞日诗
第一章《三百篇》与中国诗史的“源头”
一文学史的输入与“诗”史溯源的歧误
二中国诗史溯源的几种“路线图”
三歌、诗二源与中国“诗”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二章乐章古辞:从《诗》到《诗三百》
一传说周公“制礼作乐”与周人首创“革命”理论
二《大武》乐章:《诗》的“原生细胞”的标本
三《诗》文本的结构及其拓展与完形
第三章“二南”探故
一关于“王化之基”与“周、召分治”
二周室经营南土与“南国”地域考略
三《周南》《召南》何以区分及其与“荆楚风乐”之关系
四《周南》《召南》为何列于《国风》之首
绪论
上编乐辞日诗
第一章《三百篇》与中国诗史的“源头”
一文学史的输入与“诗”史溯源的歧误
二中国诗史溯源的几种“路线图”
三歌、诗二源与中国“诗”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二章乐章古辞:从《诗》到《诗三百》
一传说周公“制礼作乐”与周人首创“革命”理论
二《大武》乐章:《诗》的“原生细胞”的标本
三《诗》文本的结构及其拓展与完形
第三章“二南”探故
一关于“王化之基”与“周、召分治”
二周室经营南土与“南国”地域考略
三《周南》《召南》何以区分及其与“荆楚风乐”之关系
四《周南》《召南》为何列于《国风》之首
第四章论“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同风”
一关于“三监”性质的纠结一
二关于“三监”人物的纠结
三关于“三监”地域的纠结
四关于邶、鄘、卫分编与分卷的纠结
五以“三监”释《邶》《鄘》《卫》的历史反思
第五章论“二雅”为周诗——再读朱东润《诗大小雅说臆》、孙作云《论二雅》
一从先秦文献引《诗》称谓推考“雅”之本义
二关于“雅”、“夏”、“周”之考释辨析
三二雅”多为西周晚期的诗
四几点初步结论
下编春秋诗学
第六章“礼崩乐坏”下《诗》的乐章意义与辞章意义——春秋诗学概观
一“礼”与春秋诗学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诗、乐分流:《诗》的乐章意义及其衰变
三从乐歌歌词到《诗》的辞章意义的开发应用
第七章闻弦歌而知雅意——春秋燕享赋诗及其文化机制透析
一春秋“赋诗”概念辨析
二春秋燕享赋诗“全景”概览
三春秋燕享赋诗的意义传达机制
四关于“乱用”与“《诗经》的真相”
第八章弦诵有素诗作典用——春秋时期列国公卿引诗证事考论
一春秋时期公卿大夫引《诗》类型及分析
二春秋公卿引《诗》与周代“礼乐文明”
三列国公卿大夫引诗的意义关联原理
第九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左传》叙事人引诗作史评考论
一引诗以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之得失
二引诗以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之是非
三引诗以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合于“礼”与否
四余论: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第十章介公子以见古人——季札观乐考论
一季札“观乐”感言的三个层面
二季札“观乐”感言的价值讨论
三关于吴公子季札其人其事
第十一章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春秋诗学的一桩公案
一比“瞎子摸象”更吊诡的盲目争执
二《毛诗》内在的冲突
三毛诗与三家诗的冲突
四孔子诗说与传统《诗经》学的冲突
第十二章春秋诗学研究的拓荒之著——评劳孝舆《春秋诗话》
一把“诗话”推到先秦诗学昌盛的源头
二《春秋诗话》所遭遇的困境
三劳孝舆生平事迹考略
四《春秋诗话》的成就与不足之处
附录悉信亦非不信亦非——《诗经》学几个关键的再考察
从“六诗”到“六义”
后记
《论<三百篇>与春秋诗学》主要讲述了,《三百篇》是中国现存可信的、最早的诗,也是中国诗史的源头。《论<三百篇>与春秋诗学》受闻一多《歌与诗》的启发,认为中国古诗承受了“母系”和“父系”两个系统的遗传渊源,其原生细胞是乐章古辞,这个原生细胞的活样本保存至今。坚持“乐辞日诗”的视角考察《诗》和中国诗史,有助于克服对西方学术话语的“路经依赖”,也有助于澄清经学阐释的诸种谬说。
春秋时期,列国公卿赋诗引诗,《左传》以“君子”的名义引诗作史评,他们虽“乱用”却并没有损伤诗的“真相”。春秋诗学时值两次“王官之学”之间,又正当诗、乐分流之际,是中国诗学尚未遭受经学污染的一块“净土”,《诗》所具有的文学灵性曾得到最初的显现。《论<三百篇>与春秋诗学》认为春秋诗学是中国诗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并对此做了详细考辨,多有独到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