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1985年8月2日《中国青年报》。略有改动。作者谈到，文章的写作契机有两个：其一是一次全家三辈四口人的散步，的确有真人真景和部分真事与课文内容毫无二致；第二个契机则是较有理性色彩。作者与美国汉学家柯尔特先生相熟后，常就中西文化的异同进行浅层次交谈。出于作者意料的是他对中国文化中的“孝悌”的看法——他对“孝悌”大加赞赏，说中国人的敬老爱幼，是“文化的精髓”。这使作者感慨不已，开始重新正视这份看起来很陈旧已无什么油水的民族遗产。这样写作的念头就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