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提起书包就要退场走人。宁折不弯，不可商量，宁可走人，也不妥协--这是牛汉赢得诗坛敬重，同时也是其一生坎坷的原因之一。有了这次冲突，我在以后与牛汉的交往中，遇事尽量不让老先生委屈了自己。在此后十几年里，《诗刊》每年的活动都会有牛汉先生露面。说实在的，诗界各色人都有，像这样硬朗的诗人真是难得。我最后一次见牛汉，是在北京大学参加谢冕先生主持的活动。见到牛汉时，老先生是坐着轮椅来的，我心里一阵酸楚。这是个一辈子站着，如他笔下那棵枫树一样的硬汉啊！

　　同辈诗人中，雷抒雁是我的兄长。当年我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所管的一家工厂当新闻干事，有空就学着写诗，写了诗就给《解放军文艺》投稿。到了年尾，我收到《解放军文艺》寄来的一个大信封。信封里有一本解放军文艺社赠给作者的笔记本，还有一叠退稿--我这一年寄给《解放军文艺》的全部诗稿，都有编号，一篇不少。退稿附有一封编辑的来信，大意是表扬我的勤奋之类的客气话。写这封信的编辑就是雷抒雁。下一年的三月号《解放军文艺》，发表了我一首民歌体的小诗《女队长的画》，《延河》（当时叫《陕西文艺》）发了我一首《春从北京出发》。此后几十年，我把雷抒雁视为我敬重的诗坛兄长，保持交往。记得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他的《小草在歌唱》红遍大江南北，随之他也遇到麻烦，脱了军装，从《解放军文艺》出来，在社会上四处找工作。我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习的机会，为他做了一个专题节目。录制完节目后，我俩在电台外的一家小酒馆吃饭，要了两盘饺子、两瓶啤酒。那个场景至今还如在眼前。抒雁生性好强不服输，这使他保持着创作的热情，在诗歌界朋友多，也会有意无意得罪人。他的快人快语、机智幽默，吸引着我，让我愿意与他交往。有时也会感到他直率无忌，不太顾及旁人，我就想："也许我在别人眼里也是一只刺猬？"保持着两只刺猬之间的距离，让我们之间的友谊存续了四十年。

在晚辈诗人中，东荡子的离去让我惋惜。认识东荡子十多年了。他是在广东打工的外省人，增城市的领导让十名有才干的"新增城人"得到户口，开了打工仔在广东落户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