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昏君的时候,就是法制的败坏。隋文帝本来是很重视法律的,但是到晚年任意为法。比如说六月天要判处犯人死刑,大家就劝解他从汉以来都秋冬行刑,六月天不能判死刑。他说六月天为什么不能判死刑呢?六月天还有雷霆震怒,雷还会击人呢,我是皇帝我也可以杀人。所以法律工具主义是人治下的法制,遇到明主确实起到了治世的功能,但是遇到昏君的时候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法律工具主义不仅影响了整个古代社会,也包括近代社会。想起用法就把法拿出来,不想用法就把法收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就必须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残余影响。

法与改革的关系就是古人所说的改制与更法。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联在一起的。到汉以后,专制制度牢固建立起来,谈改革多半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先秦的也好,以后的也好,体制改革总是和法制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成功的改制,成功的改革都是和法制相向而行。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建立一家一户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改革是废除世卿制度,建立军功爵制。这次改革借助于法律,颁布了许多新法。开阡陌,封疆令,废除了过去的土地国有制。颁布二十等军功爵令,奖励首功,废除世卿世禄。这些法律明确地提出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对改革起了引导作用。其次商鞅也利用法律扫除或者是减除阻碍改革的旧势力。把反对改革的旧贵族,甚至太子的师傅处以肉刑,借以推动改革。最后是运用法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秦国百姓的拥护,所谓秦民大悦。尽管商鞅被处以死刑,但其法未败。所以改制与更法密切相关,成功的例子都是改制与更法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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