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使文人就范，而所谓"羁縻"就是以怀柔方式收买文人，使其逐渐丧失自我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能力。龚自珍以为，可以容忍社会其他阶层平庸和堕落，却不能容忍文人如此，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拯救那个时代的最后希望。

　　对龚自珍的上述观点，陈寅恪自然理解且有切身体会，戊戌变法以来的社会动荡、陈氏家族的命运还有王国维的自杀等，早已给陈寅恪留下沉痛记忆。陈寅恪指出该诗为咏杨芳事，就是试图通过阐释龚自珍诗歌的深刻寓意，来揭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话说回来，不能苛求张荫麟没有理解龚自珍的深意，毕竟他的人生阅历比起陈寅恪来还是简单，假以时日他当会有更大成就。大概也就是为此，陈寅恪在张荫麟发表《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后，并没有公开回应。后张荫麟英年早逝，陈寅恪极为悲痛，特撰诗表示追悼："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摘编自刘克敌《大家间的"商榷"与"论争"》，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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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闻希白先生言，尊意以为定庵《汉朝儒生行》所咏实杨芳事，拙考以为其中之某将军乃指岳钟琪者误。拙考所提出者乃一假说，未敢遽以颠扑不破也；苟有其他假说能予本诗以更圆满之解释，固不惮舍己以从。然尊说似不无困难之处。考本诗作于道光二年壬午《定庵诗自编年》而叙某将军再起定乱时已"卅年久绾军符矣"。然壬午以前杨芳踬后复起，定乱之事，仅有嘉庆十八年平天理教匪一次。自是役上溯其初由千总升守备(嘉庆二年)相距仅十一年，使所歌者为杨芳，定庵何得作"卅年久绾军符"之语？

　　然此诗遂与杨芳全无关系欤？似又不然。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杨之地位与岳之地位酷相肖似也。杨以道光二年移直隶提督，定庵识之当在此时，因而献诗，盖意中事。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涉想及之。今当拜谢先生之启示，并盼更有以教之。

(张荫麟《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