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赏。之后其论著不断问世，被目为史学界最有希望之天才，深受梁启超、陈寅恪、熊十力等大家推重。

　　至于分歧之由来，则要从陈寅恪对龚自珍一首诗的评价说起。也许是善于从"诗史互证"角度看待文学，陈寅恪以为龚自珍诗多有借古讽今之作，他对其《汉朝儒生行》的评价就是如此。龚自珍此诗写于道光二年，时龚氏正在京城。杨芳为清朝著名将领，曾于道光元年至三年任直隶提督，而龚氏好友魏源此时就在杨芳家坐馆。魏源离京赴杨芳处时，龚自珍还曾送行。因此，龚自珍对杨芳当比较了解。作为汉人而能受到清廷重用，杨芳可谓罕见，自然也会受到他人特别是满族将领的妒忌。陈寅恪认为，龚自珍此诗中自托为汉朝儒生，主旨就是讽喻杨芳。

　　按照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他既然这样解释龚自珍的诗，一般也就等于是定论。不过，还是有人敢于质疑，当然这"质疑"也要有底气。1933年，张荫麟在《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表示不同意陈寅恪之说，认为诗中所写之某将军不是杨芳而是岳钟琪。张荫麟文章发表后，陈寅恪以为不确，坚持认为该诗就是写杨芳之事。张荫麟遂再撰《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进行商榷。

　　根据张荫麟的论证，从龚自珍诗中所提及时间看，解释为写杨芳确实不如解释为写岳钟琪更加贴切。不过张荫麟并没有完全否定陈寅恪，相反在陈寅恪说法的启示下，有所感悟。如此，则张荫麟和陈寅恪之最后观点其实还是基本一致，即认为该诗是龚自珍借历史人物讽喻杨芳。

张荫麟的考证极为精彩和严谨，如果说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就是未能结合当时汉族文人的思想状况以及统治阶级对文人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来阐释此诗，也就不能悟出该诗更深刻的意蕴。在陈寅恪看来，也就是未能做到所谓对古人"理解之同情"。龚自珍认为历代统治者对文人无非两种手段，即"约束之，羁縻之"。所谓"约束"就是采取严酷的高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