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7年，梁启超却不再提"新民"，也不再提"国民运动"，而是"不逐时流的新人"，即"新人说"。他认为难的不是造就新人，而是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伍宪子如此理解梁启超的两点想法："做人要不逐时流，此有同于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功夫①。为学要适应新潮，即在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学之间的会通调理。这两点都从求上进而来，令人起敬。"

　　伍宪子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但伍宪子对"新民"的这一解读并未触及梁启超思考的内核。如果说，"新民"还是群体性的概念，寄望于国族群体的觉醒，来改造这个国家，那么，"不逐时流的新人"则是个体性的，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不随波逐流的。

　　梁启超瞻望未来时，当然会想到他所亲历的世变。他曾说清末15年之变超过了以往150年，其实何止是150年。但1927年的冲击带有更多不可预测的成分，超过了他以往的经验范围。他的同事王国维自沉带给他的震撼不能忽略，虽然两人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不同，但在那一年他们的许多感受是一致的。这是他说出上述两点思路的时代背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心目中的"不逐时流"当然不会简单地停留在曾国藩式的个人修养层面，而是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晚清大变局造就的梁启超，在新的民国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在老大帝国瓦解之后，他所期待的"少年中国"并未出现，唯有新人才配得上一个新的国家，他想到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没有这样的新人，中国还将是那个老中国。两年后，56岁的梁启超一病不起，对于如何才能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他却已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

　　(摘编自《杂文月刊》2016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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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工夫"：曾涤生，即曾国藩，字涤生。"诚拙"即诚实。曾国藩说："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

　　②"他(梁启超)懂得中国历史，明白中国文化，同时又了解西方学术，他一定能提得出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的人类社会的方案，让大家减少盲从和瞎碰。这于世界、于中国助益多大呢？可惜死早了，留给我们后死者这么一个沉重的任务--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估量中国文化。"

　　--伍宪子

7．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

A．印度的泰戈尔和甘地都曾对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足以与之媲美。

B．在做学问方面，梁启超一直认为要创造一种能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学之间的会通调理"的适应新潮的国学，来改变不良的学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