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原来，秦楚两国交战（"构兵"就是交战的意思），宋将要去制止。他的愿望自然是善良的，并且他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先去谒见楚王，游说他让他停止战争；假如楚王不高兴，就去谒见秦王，游说他让他停止战争。两国之王，总有一个跟自己投合的。这些盘算很合情理。孟子说："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他先说"请无问其详"，接着又说"愿闻其指"，可以断定"指"就是大概的意向。"说之将何如"意思是将怎么样游说他们？孟子关注的不是抽象的游说这种行为，也不是制止战争这种目的，而是进行游说的具体方式和理据。宋说："我将言其不利也。"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做法。先秦时期，说明战争的不利有时候的确可以制止战争。远一点的一个例子，是众所周知的"烛之武退秦师"。公元前630年，秦缪公帮助晋文公包围了郑国。郑国派烛之武对缪公说："灭掉郑国，其结果是使晋国实力增强，这对晋国是有利的，而对秦国却无利。晋国强大了，就会成为秦国的忧患。"秦缪公于是撤军返回了秦国，而晋国也只好撤军（参阅《史记·秦本纪》）。宋的心意是善良的，他进行游说的理据也合乎情理，思想准备也比较充足，然而宋"我将言其不利也"的话音刚落，孟子劈头就去拦截他："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志"即心之所向、心意。对宋的心意，孟子是肯定的。他反对的是宋打出的名号："利"。这是宋游说秦楚之王的理据。孟子接下来的解释，同样包括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就是说，拿利去游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因为利高兴而撤回军队，停止军事行动，这样就会使得三军之师乐于休兵，因而喜欢导致休兵局面出现的依据──"利"；做臣下的存有追逐私利的念头来侍奉他的国君（来给国君做事），做儿子的存有追逐私利的念头来侍奉他的父亲，做弟弟的存有追逐私利的念头来侍奉他的哥哥，这样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最终舍弃仁义，怀着私利的目的互相交往，如此却不亡国的还从未有过。这就是孟子最终的担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落为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沦落为"以市道交"（即以市场交易的原则为原则），人丧失对仁义的价值的关怀（更不要说去实践这些价值了），最终必然导致国家的覆亡。根据孟子的观点，即便宋游说秦楚之王成功地制止了战争，那也有一个严重的弊害，就是败坏了世人的心术。显然，孟子比宋考虑得深远。总之，游说秦楚之王阻止战争是值得肯定的，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名号即理据，这就是仁义了："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拿仁义去游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因为仁义高兴而撤回军队，停止军事行动，这样就会使得三军之师乐于休兵，因而喜欢导致休兵局面出现的依据──"仁义"。做大臣的依循仁义的原则侍奉国君，做人子的依循仁义的原则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依循仁义的原则来侍奉哥哥，这样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舍弃私利，怀着仁义之心互相交往，这样却不成就王业的，还从未有过。孟子经过这一正一反的对比论证，再一次推出了自己的结论："何必曰利？"

孟子把仁义张扬为私利之上更高的价值，背后虽然摆脱不了君臣父子的传统观念，却可以启发我们省察惟利是图这种价值观念以及人生追求的社会弊害，有很深的现实意义。

问题探究

惟利是图这种价值观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弊害？谈谈你的看法，并且讨论一下孟子义利观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