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东京大都市圈。一般指从千叶向西，经过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到京都、大阪、神户的范围。这个区域面积3.5万平方千米，占日本全国面积的6%。人口将近7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1%。

　　4．巴黎大都市圈。主要城市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科隆等。这个城市带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0座，总面积14.5万平方千米，总人口4600万。

　　5．伦敦大都市圈。该都市圈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包括大伦敦地区、伯明翰、谢菲尔德、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以及众多小城镇。这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该城市带面积为4.5万平方千米，人口3650万。

　　6．长江三角洲都市圈。这个都市圈由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京、南通、镇江、杭州、嘉兴、宁波、绍兴、舟山、湖州等城市与上海一起组成。面积近10万平方千米，人口超过7240万。

　　二、从三大都市圈看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不同步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版图上出现了三个超大规模的都市圈，这就是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以京津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带。三大都市圈创造了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40%，它容纳了全国绝大部分新增劳动力的就业。

　　沿海都市圈的崛起是有其必然性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其经济起飞阶段，伴随着工业化的同时，是城市化的发展。然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却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即城市化的进展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我们始终未把城市化放到中国社会与经济增长的首要位置，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固化，从而使得中国广大的农民不能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城乡之间的矛盾与差距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尖锐。

　　在二元结构的制约下，中国选择了现在的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增长模式。在这场致富的比赛中，东部沿海地区较之中西部地区率先胜出。很多人认为，这一增长模式是中央给予政策支持的结果，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深圳的崛起。应该说，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另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崛起是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所致。中国对外开放所产生的国际贸易效应必定会使得人口、产业和资本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大规模集聚，从而造成以城市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发达和以乡村为主体的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贫困。特别是中国的西部地区由于没有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区位优势，所以经济发展只能是本地化的。

　　三大沿海都市圈的崛起，首先是中国体制变革的推动，资本和劳动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其次，三大都市圈具有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区位优势。比如，由运输成本导致的市场分割，中西部和东部实际上不在同一个市场中，中西部具有较强的本地化特征，而东部沿海市场则是国际化的；最后，空间集聚的规模经济导致城市的规模集聚。

　　如上所述，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一个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又表现为"三重二元"的格局，即城乡二元、以与国际经济接轨程度来区分的外（向型）内（向型）二元以及以竞争力的大小有无来区分的活（经济）死（经济）二元。它是当前"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的特有景观。

　　"三重二元"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与经济活动的不同层面分布得参差错落，极不均衡。在沿海发达地区，活经济、外向型经济的比重较大，城市化水平较高，每一对二元经济之间的矛盾与差距较小，克服矛盾与差距的办法较多。而在中西部，则恰好相反。

　　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所有重大现象与重大问题，几乎无一不是由"三重二元"经济的内在矛盾与差距引起的。例如，由于活经济的增长放慢，其容纳新增就业的能力降低，便出现全国范围内的民工潮问题，阻滞了农民依据市场需要创造出来的以大规模跨区域迁移"打工"方式，解决"以工补农"调整农村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与东西部差距的有效途径。

　　在"三重二元"结构中，农民就业问题显得尤为紧迫。中国实现全面小康至少需要50%的城市化水平，而现在我们的城市化刚刚30%多一点，这意味着，未来20年城市人口至少要达到七八亿，这样，农村至少需要向城市转移4亿多人。这部分庞大人口的就业压力，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大问题。

理论上说，在产业梯度分工的前提下，三大都市圈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获取外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