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以分中国为言"。在此危亡之际，他急迫要求及时变法，强调"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变法图强才可以救亡图存。从而，鲜明地举起了图强救亡的旗帜。他并且激动地写道：如仍然"苟且度日，因循守旧"，不奋起变法图强，"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同时，他还就变法的步骤、革新要点等进一步作了陈述。

　　影响：感动光绪帝，为光绪帝采取接见任用康有为的行动提供了机会。

　　这次上书奏折在请工部堂官代递时，该部堂官竟因"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这句话言词过激不肯代递。无奈之下，康有为又欲南归继续从事变法的宣传、组织工作。恰在此时，已与康有为有过接触的翁同龢，于一月初四日(12月12日)出面挽留，告诉康有为光绪帝的变法图强的态度仍十分坚决，希望他继续留在北京。

　　自甲午战后直到德占胶州、俄据旅大以来，光绪帝对国家前途愈加忧虑。当胶州事件发生，翁同龢便向光绪帝推荐了正在呼吁变法救亡的康有为。接着，以敢言而著称的兵部给事中高燮曾，又以康有为"学问淹长，熟谙西法"奏请予以召见。高燮曾的公开奏请，给光绪帝采取接见任用康有为的行动提供了机会。但是控制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以康有为的职位太低，皇帝直接召见没有先例为由，反对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奕欣建议先传康有为到总理衙门一谈，如果其言可用，才好为康有为破例。光绪帝只得命总理衙门大臣"随时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命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呈。"

　　1898年1月，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在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了康有为。在这次接见中，康有为面对朝廷中最有势力的几位大臣，宣讲了变法革新的必要，也驳斥了守旧官员的谬论。在诸臣接见康有为之后的当天，翁同龢便将诸臣接见时康有为的言词向光绪帝奏闻，当光绪帝得到康有为在被接见中有荐书的表示时，便立即命总理衙门大臣"呈进工部主事康有为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变政考(记)》等书"。在大臣接见康有为之后的第6天(1月29日)，光绪帝又谕令总理衙门大臣，进一步明确重申"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并命康有为具折上言"。正是在光绪帝的谕令之下，此后不久，原被工部堂官拒递的康有为之《上清帝第五书》，由总理衙门大臣递到光绪帝的面前。光绪帝看到康有为的这份充满热忱的奏折，被其深深地打动了，尤其当他看到"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话语时，肃然动容，并以此对军机大臣说："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方陈于朕前乎!"

　　⊙《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1898年)：

　　内容：重申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全面改革。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书)，请求光绪帝决定发起戊戌变法。在这篇奏折中，他引述当时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由于守旧不变，遭到分割或危亡的险境，认为世界各国的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所以面临危亡，就是由于保守旧法不知变革所致。他说要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个方面：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此为依据，他请求光绪帝尽快作好三件事：

　　一、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召集群臣，宣布维新变法，"诏定国是"。

　　二、在午门设立"上书所"，派御史二人监政，准许人民上书，不得由堂官代递;有"称旨"的，召见察问，量才录用。

　　三、在内廷设制度局，订立各种新章，下设十二局。

　　以上第一条是企图依靠皇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第二条是要使维新派参预政权，第三条是要在上述二者的基础上改革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

　　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康有为又提出在每道设一民政局，选才督办，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每县设民政局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他认为，这样可以"内外并举"，新政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