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们认为，诗的生命不是格律、词藻、行数之类所可赋予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诗在文字之外，诗在生活之中；诗在写出来之前就蕴藏在客观世界，在什么地方期待、吸引和诱发诗人去寻找，去捕捉，去把握。诗又不是现成的，不是可以信手拈来，俯拾即是的；它执拗地在诗人眼前躲闪着，拒绝吹嘘"倚马千言"的神话，尤其拒绝虚假的热情和侥幸的心理，要求诗人去发掘，去淘汰，去酝酿，去进行呕心沥血的劳动。然而，诗人的主人公正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的性格在诗中必须坚定如磐石，弹跃如心脏，一切客观素材都必须以此为基础，以此为转机，而后化为诗。不论字面有没有"我"字，任何真正的诗都不能向读者隐瞒诗人自己，不能排斥诗人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抒情；排斥了主观抒情，也就排斥了诗，因此诗中有希望，有欢快，有喜悦，也有憎恨，有悲哀，有愤怒，却决没有冷淡的描绘或枯燥的议论。

　　其次，他们认为，自由诗的形式并非如它的反对者们所设想，没有规律可循，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恰巧相反，诗人十分重视形式，正因为他重视内容，重视诗本身。形式永远是活的内容的形象反映，必须为内容所约制，不可能脱离对内容进行发掘、淘汰、酝酿的创作过程而先验地存在。因此，诗的形式应当是随着内容一齐成熟，一齐产生的；如果把后者比做灵魂，形式便是诗的肉体，而不是可以随便穿着的服装。因此，诗的形式就不单纯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式，而是和内容不可分割地成为整个诗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内容创造形式，有时也会破坏形式；形式表现内容，有时也会窒息内容。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才是诗的极致。

......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这一批文学青年，诗不可能是自我表现，不可能是唯美的追求，更不可能是消遣、娱乐以至追求名利的工具；对于他们，特别是那些直接生活在战斗行列中的诗人们，诗就是射向敌人的子弹，诗就是捧向人民的鲜花，诗就是激励、鞭策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他们坚定地相信